当前位置：我是在中学高级教师岗位上退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也曾经参加过修建成昆铁路的工作，也曾经为这条纵行于大西南川、滇两省的大动脉奉献青春和力量。成昆铁路是在数十万筑路大军尤其是铁道兵战士浴血奋战中锤炼成的，她又反哺于大西南的繁荣，为巩固国防，为大三线建设服务。她是新中国的一座丰碑，一条真正的钢铁路、英雄路。
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在国内外形势的急迫需要下，做出了成昆铁路复工上马的决定。成昆铁路勘察于1952年，局部开工于1958年。以后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国民经济调整，以致时断时续，铁路仅仅通行到了成都平原上的彭山青龙场，就戛然而止了。60年代初期，国际风云突变，面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周边一些扩张主义国家的施压，党中央毅然做出了开工复修的决定，并调集了铁道兵五个师、十八万部队开赴施工难度最大的区域，又在沿线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招募了数万民工，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了铁路修建史上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经过了长达六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71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竣工。从此，这条北起于四川省会成都，南止于云南省会昆明的南北通道得以贯通，全长1100多公里的大铁路，天堑变通途。事实证明，修建成昆铁路的决策是正确的，复工是及时的。成昆铁路的建成，为我国铁路建筑史绘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功昭日月，彪炳青史，将让每一位筑路人永远铭记。
修路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要在山峦重叠、溪涧纵横的大山里修建铁路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64年的夏天，正在家中待业的我，当听到要招募一批青年去参加修建成昆铁路的消息后，非常激动。激动的原因一是我有工作了，有用武之地了。那个年代参加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我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在街道调工作就更加困难；二是修铁路是非常光荣的，那时我的家乡乐山还没有一条铁路。我年轻，有的是力气，心想，说不定哪天铁路修好了，我还可以坐火车呢！我迅速跑到户籍所在地的街会去报了名。过了几天，居民主任通知我，准备出发了，是去峨边金口河。那时，极少出远门的我，听说去峨边，是彝族同胞聚居区，大山里风景一定很美，根本没有考虑工作有多艰难，今后会遇到多少困难。
成昆铁路从成都平原一路修建过来，过了沙湾以后一直沿着大渡河在延伸。大渡河畔是越来越高峻的大山，重岩迭障，山重水复，尤其是到了峨边境内，群山巍峨，几乎全是悬崖绝壁，修铁路要经过的地方，大山脚下根本是无路可行。岸边惊涛骇浪，乱石穿空，当今天我们坐着火车经过乌斯河、官村坝等路段时，回首望铁路线，那都是惊心动魄的。而英勇的铁道兵战士，在机械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凭着一颗红心，手握风镐、钢钎二锤、雷管炸药，硬是一锤锤地凿开山石，打出炮眼，在十分险恶的环境里架桥铺路，让铁路一步步延伸，那些困难不可想象。
成昆铁路从龚嘴、杨漩、岱湾到达峨边金口河路段后，几乎全是在峭壁上打隧洞，在数十米高的溪涧河流上架桥梁。这里人迹罕至，无路可寻，只能依靠悬崖上方的乐西公路运送人员、辎重、补给。乐西公路距离铁路施工路段垂直高度有几百米，但已经是唯一的补给线了。乐西公路起于乐山止于西昌县城，全长540多公里，当年数十万川康民工，蓝缕开疆，洒血捐躯，为驰援抗日前线，不惜牺牲，不知付出了多少惨重代价，才及时将这条运行于平均海拔千多米，几乎是在悬崖陡壁间开凿出来的战略公路修通。这是一条豪情路、壮志路、无敌路、英雄路。乐西公路1941年全线竣工。可是20多年后，当修建成昆铁路要起用这条公路时，才发觉当年在战火纷飞中建成的公路已几乎被废弃了。公路已很少有车辆通行。沿线道路塌方，凹凸不平，四处是坑坑凼凼，裸露的山石荒草。不少沿悬崖修建的公路，在没有护栏的情况下，仅剩下不到三分之二，六、七米宽的路面。面临十多万铁道兵将奔赴山下的铁路战线，成千上万吨的修路物资将运往铁路工地，在很急迫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我们召集起来，就是去拓宽、填补、平整、疏浚这段老乐西公路，并担负从山上到山下一些路段的辅路修建任务。山下的那段铁路几乎全是洞连着桥、桥续着洞，平地路段几乎没有。
出发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每月工资是多少？也没有人过问。那天背上行李，在王浩儿汽车11队乘上敞篷货车，大家坐在车厢里就出发了。汽车过了峨眉县城后，公路就显得很窄了，山也越来越高，路也越来越陡，可谁能想象，我们将去的峨边金口河，那才叫真正的大山，名副其实的天路呢！当汽车钻出山路，行驶到一条横亘在前面的大河时，又转了个大弯，从沙坪新场爬上了另一段公路。七拐八弯，我们已经被颠得东倒西歪，全身骨头都象要抖散架了，不知转了多少个弯，也许是“欲上葱茏四百旋”吧，终于到顶了。眼前出现了一段蜿蜒向前，不足十米宽的公路。这是什么路啊！千疮百孔，狭窄泥泞，几乎都是擦着悬崖边缘或是从岩腔肚子里穿行过去的。另一旁是更高更高的大山，云雾缭绕，望不到顶。我壮起胆站起身看了看车厢外面，那条在山下时还看得见波涛的大渡河，已变成了一条由远而近的蓝带子了。汽车又开行了好一会儿，司机终于将我们卸了下来，他们返回乐山了，而我们留在了峨边金口河白石沟村。
在白石沟成立了筑路大队指挥部。指挥长姓姚，乐山地区公路养护总段的工程师，胖胖的，很壮实。大队长姓薛，食品公司的。书记姓戴，乐山火柴厂的。还有曹秘书等，看得出来，这些领导，包括我们虽然都是临时赶急召集起来的，但组织机构同以街会为单位编成大、中、小队的建制都很健全，我们将和驻地附近的铁道兵一起修路、工作，生活起居将由部队派人参加管理。
从那时起，我们几乎是没有休息日，白天黑夜昼夜赶工，一连数月，投入了紧张而忙碌抢修老乐西公路的战斗。
还记得那时从白石沟山上要拓宽一条公路至山下的金口河去，现在这里当地人为区分起见，将新兴的金口河区（县级编制）称为金口河，而将隔河的金口河原址称为老金口河了。从山上到山下有几公里吧，但山间的公路哪怕是加宽十公分，从上到下就将铲掉几十方岩土。那时一人在山上将一根粗绳系在更高处的大树上，另一头再系在腰上，一边用钢钎往下掘土石，一边向山下的道路前行，很危险。有时遇到花岗岩层，还得两个人一人抡二锤，一人撑钢钎，打出炮眼装雷管、填炸药，炸开山石，才能将公路拓宽。若不拓宽公路，从乐西公路运来的大型机械是根本无法到达铁路工地的。有一天，我们在离白石沟山顶不远处掘开了一股较为疏松的岩层，一下子从纷纷下落的石灰岩层中窜出了无数条小蛇，显然是凿开了一个蛇穴，几十条青竹标（剧毒）蛇直往我们跟前窜，大家吓得纷纷丢下工具跑开了，也有胆子大的，抡起手中的铁铲、十字镐打死了不少的蛇。过了好一会儿，工地才恢复了平静，又继续着施工。就这样，每天周而复始地干 着填坑、保坎、疏沟、捶石的工作。老乐西公路路段渐渐变得平整起来，路面也宽多了，从山外开进来的汽车逐日增多，但就是没有一辆客车。据说，乐西公路从1941年修建竣工到那时从未通行过一辆客车。
成昆铁路的建成离不开沿线广大百姓的无私奉献，积极支持 。铁道兵8817部队指挥部设在公社，团、营、连部多数设在大队、学校里，战士们住帐篷。我们就多住在公路沿线的老百姓家里了。山上的住户稀少，老远才有一家人。这也正好符合我们几公里才有一个中队、小队的施工需要。老乡们的屋子都很宽敞，但十分简陋。板壁、竹篾的墙，有的干脆就是用大木头支起屋顶，四周堆上密密扎扎的柴禾、苞谷杆“砌”成遮风挡雨的墙。我们被安排在老乡的堂屋里了，左右两边地上各铺上一堆堆谷草，再铺上我们自带的草席，就可以住10多个人了。地方不够，在老乡的厨房里，也住上了人。白天将谷草收拢，晚上再铺开睡觉。夏天，也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可那年冬天，特别的冷。一连下了几天的雪、冻雨，出不了工，我同卢玉龙、张克明、丰凌志、陈古云等几个离开学校不久的小青年便偎在被窝里看书，《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三国演义》、《水浒》、《红岩》、《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苦菜花》等中外名著几乎都看了个遍。我们交换着各自带来的书看，看完了再到别的住地去交换，以至象当年的禁书《一双绣花鞋》、《封神演义》之类的都让我们在那段日子看完了。所不同的是，十多岁的我已经开始替大队指挥部写战报、通讯稿了。
屋外的雨、雪多了，雪堆高了，水有时会从板壁缝里渗进来，会打湿我们铺下的稻草。第二天当我们出工去了，房东大娘会帮我们抱到地坝里晾干，待我们回到屋子里，又睡的是软绵绵的“床”了。我们有时为改善伙食，会向房东讨点盐巴、酱油、葱葱蒜苗的，房东从没向我们收过一分钱，在他们心中，支援我们，也是为着山下的成昆铁路、山上的乐西公路。
耍星期天，我们从山上去峨边县城，早晨出发下山，傍晚才能爬上山，那时能割上一、二斤猪肉，在老乡那里买上10来斤黄瓜，漫山遍野都是黄瓜、苞谷。黄瓜才一分钱一斤，吃顿回锅肉，真香，远超过现在的鸡鱼海鲜。
只是精神生活有些单调，每天工余除了看书，唱唱歌，就没别的了。铁道兵同我们，都是青一色的男青年，别说我们，就连乐西公路上也很难看到一个女孩。唯一能放松我们业余生活的就是去看露天电影。那时每个周末，最多十来天，各团、营部都会放电影。我们消息灵通，哪个团或营放电影我们都轮着去看。《地道战》、《上甘岭》、《董存瑞》、《沙家店粮站》都是些励志的电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听得最多的是战士们排着队，每次到来都必唱的歌：“背上了哪个行装扛起了哪个枪，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啊，你要问我到哪里去哟！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时间久了，我们也都会唱了。那时候，工作、学习、生活脑海里只有两个字—铁路。
有一次，我们邀约着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团部去看电影，之所以敢去，那是我们在看完电影后有迅速返回驻地的办法。那时我们是听附近部队的喇叭响就起床、出工，再听到部队吹熄灯号了就就寝，纪律也是很严的。我们能赶回来的办法是吊车返回。公路上白天夜晚经常有从大山里往外运木材的货车，这些货车厢里都装载着一、二十根很大的原木，有好长一截露在车厢外面，白天有的人就试过，吊着木材回住地。那一晚，恰好有一队木材车经过，看完电影后，我们都各自吊上了一根大木头往回去了。车行到羊子岩风口一个拐弯处时，也不知那天我是干活疲倦了，还是我抱的那根木头有点滑，车在转弯处一不小心我就被甩了出去，多险啊！平时这段公路就是沿着悬岩边在前行，而且公路边没有一根护栏。扑通一声，我被抛出去好几米，重重地落在了沿着公路修的低于路面的一条水沟里。流水没过了我的膝盖，但也因此而没有摔痛，没有被摔到山下去。沟外面就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所谓只有羊才能通行的悬崖绝壁，一旦摔下岩去，那就粉身碎骨了，所以至今，每当我再听到羊字，还没有岩字的时候，都会心跳不已。
铁道兵指挥部搬下山去了，营房、帐篷也搬走了不少。老乐西公路已旧貌换新颜了。从山外进来的车队在逐日增多，山下打隧洞的爆破声也渐行渐远了。
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了通知，对部队来说那就是命令。全体修路队员交给铁道兵8817部队，随部队去沙湾轸溪乡参加“白家岭隧道”大会战。在金口河时我们就听战士们传说着，白家岭隧道十分难打，那里岩层结构十分复杂，而且渗水地段很多，牺牲了不少战士。而我们听到要去沙湾，要回乐山了，久别了故乡、亲人的思念一下涌了出来，欢呼雀跃，哪管什么艰难险阻哟。
到了轸溪，我们被安排在了红星公社附近居住。当几十辆军车把我们从轸溪一路撒放到刘沟、龚嘴电站工地后，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军事化了。在那里，我学会了跟着班长折叠被子，至今每天我起床后总会把被子折得四棱四现的。孙子不解，问我为什么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折被子，而且折得非常有仪式感，其实在那段修路的艰难岁月里，我还学会了再苦再累不叫一声苦，再忙再紧不放弃看书、写文章。这对以后我的继续学习、深造读书，可以说是修路给我修出来的，没有那段日子的磨练，我的青春会暗淡无光，我未来的人生也不会有现在这样辉煌。
我们中一部分人跟着战士们打隧洞、架桥梁去了，一部分人在红星公社路段继续维护公路、捶鹅卵石作为铁路的铺路石。几个月里我们的班长换了两三个，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是班长会轮岗进隧洞去参加战斗、施工。有一位姓马的班长，至今我仍然不知道他叫马什么，以致于我多年前在一篇发表在省级报纸副刊上的文章，题目就叫《马班长》。我只知道他是山东人，但与大多数山东人又不同的是，他个子不高，脸色黝黑，但很严肃，无论是起军歌还是喊一、二唱，命令大家整队、出发，声音都象刀切一样斩钉截铁宏亮。只是他在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了还不到一个月，调回部队施工地段不久，就传来了一个噩耗，马班长牺牲了。他是在一次排除哑炮的时候牺牲的。我想那时他顶多不过20多岁。一个鲜活的生命、战友、领导、铁道兵就与我们永别了。其实，在漫长的成昆铁路线沿线，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几乎从沙湾“零”号隧洞不远处开始，每个车站都一定有一处烈士陵园，那就是为着这条钢铁路、英雄路而捐躯南疆的共和国战士，我们最最可爱的人。据后来统计，1100多公里的成昆铁路，平均每向前推进一公里，就有两名战士牺牲，年轻的战士，为了祖国南疆的巩固，为了大三线建设的早日建成，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将永远牢记着他们。
又是一年夏天，铁道兵8817部队指挥部从轸溪撤走了，我们这部分人也做了三种选择：和我同去的卢玉龙、洪祝军、杨富沛等继续随铁道兵部队转战渡口（现在的攀枝花市）参加修路，建设攀枝花钒钛钢铁基地的工作。卢玉龙后来当上了攀枝花市政府秘书长。他当时就是共青团员，高中毕业生。我、丰凌志（丰庆志的哥哥）、张克明表示愿意回原籍，不久后，我参加了建设国营六O五厂又一个三线建设工程的工作。吴成基、周会计（因为他当过居民食堂会计）等一批人就留在了沙湾至刘沟一段，搞公路养护工作，直至退休。
血与火中诞生的成昆铁路，48年依然在默默地为运送旅客、运载货物服务，他从没有沉睡过。当年他为三线建设的无数工厂、科研单位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了年轻的共和国流动的丰碑。今天，当成昆铁路复线即将建成，在现代施工条件相对先进不知道多少倍的情况下，修一条公路，修一条铁路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而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峥嵘岁月，那段钢铁淬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