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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考入浙江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后参与的第一项课题，便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的“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可是400部古籍、4000万投入的大项目啊，让我这个新人激动非常，踌躇满志却又无从着手。项目组安排的专项培训对我来说，真是得名师开蒙了，余瀛鳌、钱超尘、段逸山、盛增秀、郑金生等学界泰斗组成的授课阵容，堪称是中医文献研究的“梦之队”，我也算是沾光，甫一入门就进了“尖子班”。当时同门学长的感叹我记忆犹新：“盛世修典，咱们这是赶上好时候了！”
是啊，盛世修典。这种规模的的古籍编纂、辑轩和文献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政府统筹和政策支持，背后更是需要坚实的国力作为保障。祖国历史上几部旷世大典，《永乐大典》也好，《四库全书》也罢，无不修于昌平盛世。我初涉此学便能参与这样的项目，何其幸运！回想起来，这便是我在古籍研究领域中踏出的第一步，而承托着我一个小小古籍研究人员在书山学海中蹒跚起步的，是名师的指点，更是蒸蒸日上的国力。
走出校门，我进入了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信息研究所工作，入职后在中医文献大家盛增秀先生的指导下，已经参与了多部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开始独立承担研究任务。在主持“历代治疫名方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历代防治传染病的文献，也是感触颇深。我们的祖国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次气候变迁、王朝更迭，灾疫伴生于动荡，天花、霍乱、白喉、瘄疹、伤寒、疟疾等疫病滋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医疗水平和公共卫生条件的限制，传染病防控形势仍旧十分严峻。当时老一辈中医文献人响应国家号召，遍查古籍，勤求古训，广罗验方，我们研究所盛老先生当年就在恩师潘澄濂先生的指导下，参与到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工作中，每每向我们回忆起当年深入乡间治病救人、送医送药的经历，也是唏嘘不已。而建国这70年来，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称一句“翻天覆地”，赞一声“举世瞩目”，绝不为过，截至2018 年末，全国已建成医院33009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43639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43所，卫生监督机构2949所，妇幼保健机构3080所；已将14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已消除由野毒株引起的脊髓灰质炎，控制了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等疾病，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从近10%降至1%以下……这里列举出来的，仅仅是我国疾控成就的冰山一角，作为一个文献工作者，看到这些静默但又无比鲜活的文献数据，感受到由衷的喜悦和骄傲，而联想到这其中又有我们中医文献工作者，从古籍中挖掘方剂研发中成药的一份功劳，更是平添自豪。
眼下正值祖国七十华诞，我们文献人以“恪守本职、勇于创新”献礼国庆。我们文献所今年参与了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的《中华医藏》项目，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工作的一部分，对中医古籍编纂提要、建设数字资源库并影印出版原书。能够参与这个项目，我们既感到光荣，又深觉使命沉重，数十本古籍交付手中，书页中百年的光阴、字里行间学术的积淀所汇集成的分量，让大家对祖国厚重的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具象的感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辗转于全国的高校、图书馆，一次次地进行版本调研，不厌其烦地校对、勘误、修订项目细则，力求做出精品本、传世本。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坐在出差返杭的高铁上，包里揣着沉甸甸的书稿，不由想起多年前学长那句“盛世修典”来，我已不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而祖国盛世依旧，以盛世而能修典，以修典而彰盛世，踵事增华，相得益彰。
最后，向祖国母亲道一句有中医特色的祝福吧：
“芥子”“知母”恩，家国重《千金》。
“远志”必可成，更上一“重楼”。（李晓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