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调研过了,我知道该如何做了”,这是我在撰写提案时,对妈妈的回应。让我无地自容的是,自认为写得好的3000余字的提案,却被妈妈否认了。“参政议政要参到点子上,问题不准,建议不实,讲得再多也没用”,妈妈像老师一样,严厉地告诫我。在妈妈的要求下,将提案再次进行调研修改,终于找到了影响税收的真正原因,新政策与现行的园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区分享部分发生冲突,造成征用、流转土地面积相关镇土地使用税分享利益受损。
从一些党员那儿了解到,15年来,我妈妈作为一名致公党区级组织的副主委,矢志不渝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履行党派职责,《提案办理中的四大问题》得到中共任你博人批示,《关于重视和加强长江流域湿地建设保护的建议》被致公党中央评为参政议政优秀成果奖……. 她那锲而不舍、从一而终、身体力行的精神,感动了一批又一批致公党的年轻党员。每到他们谈到我妈妈在多党合作事业中得到的20多次奖励时,无不发出敬佩感动之情。陈旭川、张俐、蒋霞……一批年轻党员脱颖而出,成为基层党组织的中坚力量,“忠诚、干净、担当”已经成为致公党人的一种习惯,一代一代传承着。
加入致公党不到一个月,迎来了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致公党九龙坡区委联合区五侨部门,在黄桷坪街道成立了黄桷义工法律援助服务队,由万友、中豪等6所律师事务所的18名律师组成,我是年龄最小的队员。一次次活动震憾着我,法律援助队队长蒋万跃曾两次获得致公党中央社会服务先进个人,连续七年援助敬老院的近200名老人。围绕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目标任务,他以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湛的业务技能,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带领我们为群众提供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治讲座。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让我耳熟能详。记得我刚刚读初中,我的外公已70有余,作为退休多年的原民革沙坪坝区委主委,仍然奔波于党派调研、政协视察及党务活动,并特别热衷于海外联谊工作,接待国际友人。曾祖父杨芳龄是一名早年留学英国的教育家,怀揣教育兴邦之情,于上世纪20年代初回到重庆,时任南岸广益中学(英国教会学校)校长,他向刘湘提出“重庆需建大学” 的建议,刘湘同意并邀请一同筹备,重庆大学建成后,曾祖父杨芳龄担任教导处主任。改革开放的初期,曾祖父的许多学生从海外回来看望母校——广益中学,全是外公拿出退休工资接待,最多的一次接待了20个英国人,与现在的“公费旅游、公费吃喝”形成鲜明的对比。外婆是农工党党员,1998年,在全国团结一心“抗洪救灾”时,她将一月的退休工资500多元,全部捐出。在这个大家庭里,有各民主党派成员6人,从小受多党合作情结感染的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致公党,成为一名新党员。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起致公党人的赤心爱国与忠诚,不得不走近抗日战争中经历着血与火考验的海外侨胞。1931年“9·18事变“后,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海内外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出钱出力,以尽职责。上海淞沪战役爆发,司徒美堂立即联合各侨团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募捐救国。美洲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华侨航空救国会,捐献飞机,输送空军人才回国参战。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华侨捐款总数达五千万美元以上,海外华侨捐献飞机217架。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为七君子最终获释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堂)办的报纸与其他爱国华侨办的报纸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表现了广大致公党成员和海外华侨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的关注和期望。经受抗战烽火考验的中国致公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如今,在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之际,“传帮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信念与精神的传承,担当与责任的传承,干净与实干的传承。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到 “参政兴国,致力为公” 的“分享”“交流”“传承”“宏扬”,是我们新生代致公党员需要思考和实践的新课题。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深化改革的新常态,作为一名年青的致公党党员,作为一名年青的法律工作者,一定要在“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同时,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履行党派职责,利用专业知识和职业特长对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和执行,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