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中国儒家文化有一种入世为民的“天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学而优则仕”倡导的也是学而修其身、进而为苍生的天下情怀。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加入党派就是一种政治姿态，一是昭示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是宣告自己的政治情怀。它标志着一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与超越：走出自我小天地，进入社会大视野；把个人命运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心怀天下、服务社会是一个党派成员的自我要求。加入党派不仅为实现这种自我要求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自己不断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提供了历练的机会。
1996年上半年机会不期而遇，市委统战部到高校物色党外代表人士，学校党委因为我的“海归”背景，推荐我加入中国致公党，我欣然领命。
进入党派伊始，我更多是从情感出发，以一种“为民请命”的文化传统作为履职的出发点。随着对我国政治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了解，我逐渐学会从社会现象中提炼问题，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原因，在政策制度建设上建言献策。2001年，我在农村调研中发现农村中小学辍学现象相当严重，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平均辍学率在10%以上，个别乡村甚至接近20%。宁波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尚且如此，推而广之全国每年农村儿童失学总人数当在数百万人以上！如果一个人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走上社会，他如何谋求自身发展的一席之地呢？又如何能够适应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法制法规呢？作为一个城里人，读完高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在农村会有这么多儿童辍学，我感到震惊，更感到不解。
进一步调查发现，家庭贫困和主观厌学是农村学童辍学的主要原因。身为教师，我知道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前一个是“有书读”的问题，后一个是“读好书”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必须分而治之。先解决因贫辍学问题比较容易，保障每一个儿童“有书读”有充分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关键是把儿童接受教育的宪法权利和法律义务落到实处，这主要是资金投入问题。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各级政府分担，上级政府兜底，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当然，我们在调研中也听到不同声音，比如“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人民教育人民办”、“教育就该家庭负责”的观点；还有财政“分灶吃饭”，小学村办、初中镇办、高中县办的体制障碍。但我们还是坚定信念，认为宁波应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给全国带个头，率先探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路径。在组织致公党宁波市委会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以《教育兴农、一本万利——关于宁波市在全国率先分步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在2002年市政协会议上做了大会发言，赢得了与会领导和委员的热烈反响，十多家媒体竞相报道，一百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发言稿转化为党派集体提案，获得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局和财政局分别成立调研组开展可行性研究，市政府当年下发文件，开始在其下辖的16个贫困乡和4个欠发达乡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4700万元专项经费由市、县两级财政承担，4.3万名农村儿童因此受益，第一次享受了免交学费、杂费，还补助生活费的免费义务教育。
2003年，我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依然是这份对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的忧虑，让我对只有18条内容的1986年版《义务教育法》提出了45条修订建议。原法只有1800字左右，我的修改建议却有6800余字。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主任朱丽兰女士亲自约我面谈，听取意见，鼓励我说：“你的议案对教育部尽快提出《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具有倒逼作用”。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我进京参加《义务教育法》修订研讨会。2005-2007短短三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强力部署和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以“两免一补”为核心内容的免费义务教育，在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解决“有书读”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有了根本保障，我开始系统性地思考“读好书”的问题。按照当下社会流行的观点，“读好书”就是择校，考上好的学校就是“读好书”的基本标准。但是，按照考试分数录取的招生政策，必然让少数学校垄断招收了考试优秀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必然进不了这种所谓的“好学校”。由此，择校之风愈演愈烈，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竞争压力不堪重负。其根本原因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设计产生的高校招生制度，简称高考。经过几十年的演化，高考从选拔人才演变为考试分数竞赛，丰富的教育内涵被压缩为分数第一，甚至分数唯一的教育怪胎，严重误导了义务教育的方向，极大伤害了义务教育段学童的学习兴趣和身心健康，这是大量农村学童“因厌辍学”的根本原因。可以说，高校招生制度不做彻底改变，“读好书”的问题就永远无解，儿童身心健康、全面人格培养、民族创新能力等就是一句空话，择校、应试教育、学业压力过重等一系列教育、社会衍生问题就难有突破。
为此，我经过广泛调研、慎重思考，认真撰写了8000余字的全国人大建议案《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于2007年，我的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建议案提交会议秘书处当天就有媒体记者在网上报道，第二天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支持叫好者有之，怀疑困惑者有之，指责谩骂者有之，一夜之间网络上的转载页面达到30万多条，海内外媒体争相采访约稿。为了忠实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我在大会期间尽量谢绝采访，专心开会，并认真阅读和思考网民的质疑。我发现，大部分网民只注意到“废止高考”，而完全无视我对“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其实，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只要高校走出了唯分数论英雄的误区，获得了招生自主权，形成了责任自担、公开透明的制度保障，加上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高考就会“自废武功”，真正变成高校招生众多衡量标准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不立足于废止高考为前提，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和重建就会碰上铜墙铁壁，就会无功而返，高考改革也只能在技术层面上打转，越改越复杂，越改越误导基础教育。遗憾的是，教育部没有认真研究这份建议案，在建议案见诸媒体的第二天，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就向媒体表态：“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选拔手段。高考可以改，不能废。”
2008年，我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为我持续关注、推进解决“读好书”的问题提供了机会。我认真研究了网上各种反对废止高考的意见，广泛吸收了合理的、建设性的观点，进一步修改、充实了我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设计方案，下决心向任你博当面提交。机会来了，2010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到浙江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我主动请缨要求发言。代表团领导说，发言代表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争取让你发言。结果代表发言非常踊跃，准备非常充分，当排定代表发言结束时，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主持人请温总理讲话，我一看没机会了，当机立断，主动举手要求发言：“温总理，对不起，我要求发言。我是党派成员，也是一位高校教师，有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向总理当面反映。我注意到温总理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短短几年在全国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从根本上为解决‘有书读’的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我国教育患了重病，得了恶性肿瘤，这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不除，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不能回到健康的轨道。如何破除应试教育的藩篱，我认为必须废止高考，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具体建议有书面材料，因时间有限不再赘述。”当即有一位秘书从我手中接过材料。我刚坐下，一位金华的农民代表也要求发言，汇报了他组织农民茶叶合作社发展农村经济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邀请温总理视察，同样提交了书面材料。那次大会还没有结束，那位农民代表就收到了温总理的批示，而我的材料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官方答复。对于这个结果，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独立思考、反映民意、敢于表达，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责任。至于结果，不要急于一时得失，风物长宜放眼量。当下高考改革新政频出，高校招生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其中不乏和我的具体建议有不谋而合之处，比如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高考先行脱钩、增加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完善录取标准等。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3名年逾八旬的老人代表31位退休老人来反映企业退休金过低的问题。据介绍，他们以前都是公务员，早年因为工作能力强被组织选派到国企任职并在企业退休。后因政策原因，取消了公务员身份，因此这些老人都是按照企业退休人员在享受养老金待遇，每月不足2000元，他们的内心受到很大伤害。经过调研，我发现这个现象客观存在，而且还相当普遍。为此，我写了一篇《退休金标准应该合理控制差距》的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呼吁退休金制度并轨，受到舆论广泛报道，也得到上级重视。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提高企业退休金、改革退休金制度成了国务院改革关注的重点。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充满信心。我常思己任，如何能够更好地知民情、集民智、解民忧，在民主党派的舞台上不辱使命。我始终认为，民主党派成员要有勇担责任、情系民生的政治情怀，又要有深入基层、问计群众的思想作风，还要善于发挥自身优势，这样才能敢于为民请命，善于为民代言，成为一个不辱使命的参政党员。
（作者系致公党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宁波市委会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