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沙下漏，唯心维初。
转眼间，离开市委会机关，到国家民委研究室工作，已是两年有余了。
前些日子，有党派同仁在微信中责备我没有在群里“报报喜”，我开玩笑地说要在市委会办的杂志上刊发一则“启事”。后来想想，不可食言，便真的提笔写了。其实，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反正看的大多是党派内的人，只管信马由缰，直抒胸臆。
说来，这篇文章也是一直欠着的。原先在市委会组宣处工作，编辑杂志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那时，无论大事小事，我总想着登在杂志上，让大家共同分享。自己离开市委会了，似乎也应该来个离别感言什么的，一是道个别，二是表达谢意。只是碍于脸皮薄，想想可以，真要写，还是觉得不好意思。现在过了两年，一个是脸皮增厚了两分，一个是恰逢要纪念温州致公成立30周年，便下定决心写写。反正写是写了，合适不合适发，有市委会领导把关呢。
（二）
2008年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得知自己被市委会机关录取了。我有些激动，不停地在阳台上走来走去。
那个电话是市委会原主委盛培林亲自打来的。他的声音纯厚、平稳而带有笑意，很有亲和力。挂了电话，我猜想，他一定是个温文儒雅的领导。后来我得知，盛主委出生书香门第，是温州大学的教授，在外文方面造诣很深，是自己一直以来崇敬的学者型领导。只可惜，等我正式入职时，他离任了。
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民主党派的一个特质：知识分子云集。说文一点，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说白一点，就是“有文化”。这样一个群体，我很喜欢；能为这样一个群体服务，我感到幸运。
统计党员基本情况，是我的一项工作任务。工作中，我发现温州致公的党员90%以上有大学文凭，80%以上有中高级职称。难怪讲到民主党派的作用，很多人会提“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我知道，党员中很多人与我的父母年龄相仿，那个年代能上大学，很不容易，称为“天之骄子”都不为过。因此，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尤为浓重。
现在想来，可能因为这种敬佩之情，我还真做出过些“出格”的事。记得第一次参加党派团拜会时，我与一些老党员坐一桌。初次见面，我便向他们讨教为人处事的道理，甚至还要他们每人给我一句赠言。还好，他们思想活跃，不假思索便能讲出金玉良言来。我记得最牢的一句是“专心做事”。这一句看似平常，却是令我在此后工作中受益匪浅。
一位老党员就是一本厚重的书。从他们身上，能读得梦想、奋斗和成就，读得智慧、品德和境界，也能读得人生的沧桑、欢乐和荣耀。与他们在一起，便是一种收获。党派思想建设，有一块是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就是要大家一起来读老一辈流传下来的这一本本厚重的书。我曾认真读过。
我喜欢与老党员们相处。这里，我不一一写出他们的姓名，不一一写出我和他们一起学习、开会、聊天、爬山、游园、演出等等的往事。一方面，写出来会很长很长。另一方面，我也怕，要是遗漏了谁，一定会“讨骂”的。
我心里明白：他们的每一份关怀、每一点指教、每一个帮助都已融入了我的人生，塑造着我的现在。对此，我心存感念。
（三）
四年，我亲历了两次市委会换届选举。这对我来说，是深刻的政治启蒙教育，同时也是难得的工作历练。
两次，温州致公的党员都选举鲍小瓯为主委。由于较多从事文稿工作，我直接与鲍主委接触的机会也较多。他曾任市卫生局副局长，后又任市药监局局长，本职工作繁忙。市委会工作任务紧的时候，他在哪里，我便跑到哪里向他汇报、听他指示，有时还要往他家里跑。接触越多，我越觉得他的不易，越敬佩他作为党外领导干部的政治把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参政议政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他讲过，做人做事要不断给自己加分而不能减分。这句话颇似古人所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一直铭记于心。
让我倍感幸运的是，每位市委会领导对我都有着一样的百般照顾。他们在各自的本职工作领域都是佼佼者，都有丰富的领导岗位工作经验和多年的参政议政经历，都为党派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但他们从来都是以平等心来待我，视我为一起共事的朋友。其实，我顶多就是他们的“邻家男孩”。他们对我知根知底，从未对我有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要求，也一再容忍我政治上的幼稚，包容我一次次的无心之失。他们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乐于给我委派工作，让我有更多机会更快地在工作中成长，更好地增长见识和本领。他们一贯亲切地称我“阿康”，每每相见总是如逢故人，时而询问我的近况，有时还与我聊及人生际遇、党派往事，让我感受到亲人般温暖。对于他们，我愈是深入了解一分、接触一分，愈是钦佩一分、感激一分，也愈是亲近一分。
我与专职副主委丁春民相处的时间最多。与他相处时间越长，我越发明白为什么他两次换届选举都能够以高票当选。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机关领导干部，他身上很多的优点，比如温和、诚恳、热情、正派、执着、负责等等，是党员们十分中意的。每每看到他与党员融洽相谈、欢声一处，我会深切地感受到党派机关就是党员之家，机关干部就是守家的人。这个家是党员联络点、活动策源地、工作枢纽站。守好这个家、建好这个家，其实并非易事。丁主委带着我们机关三四个人，做到了尽心尽力。
在市委会坚强领导下，党派工作蒸蒸日上。几年间，党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加强，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宣传、信息、调研、提案等各项工作都有很大提升，一些工作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突破。这是我作为一名亲历者十分高兴的事。
最大的快乐在于“理想照进现实”。记得2012年市“两会”召开前，市委会为了撰写关于瓯飞工程的集体提案，让丁主委和我到有关职能部门调研。有领导说，这个项目尚在报批中，还有很多未知数，很难写出高质量的提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但在多方听取意见后，市委会还是决定写好这个集体提案。后来，这个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丁主委被邀请代表党派在政协大会上作口头发言。提案和发言引起热烈反响，有企业家还特意拿来一份项目规划书，说是准备参与瓯飞工程建设，请市委会给予支持。我到北京工作后，在新闻中看到瓯飞工程获批，心里很是高兴。这可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围垦项目，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建成后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将彻底解决温州的用地难问题。我想，作为民主党派最大的荣耀莫过于“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参与其中。
（四）
天下致公是一家。离开温州后，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致公党北京市西城区委。这里，有不同的“家人”，却有一样的温暖。
由于不在党派机关工作，参与党派活动少了，但每次与党派同仁相聚，总是感觉很亲切。我想，在党派机关工作过的人，对党派的情感应该会愈加醇厚一些吧。以前常通知党员，现在作为党员常被通知，感觉还真有点不一样，不过挺有意思。我当了致公党北京市委特约通讯员，写的一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文章，被《北京致公》和《西城致公》杂志同时采用，得到过蛮高的评价。
最有意思的是，我偶遇过我们党派泰斗式人物司徒美堂先生的孙女。那次见面，是与她一起参加致公党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很巧合地与她相邻而座。我见她在看一本纪念司徒老先生的画册，便与她攀谈起来，才知道她是司徒月桂女士。我还在《温州致公》上刊发过她纪念司徒老先生的文章，真是有缘。她很随和，很朴素，看上去似乎与大人物沾不上边，但说起司徒老先生的故事，自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是啊，有这样一位爷爷，是多么值得骄傲！散会后，我激动地拉着她，让她与我合影。她欣然同意，还理了理鬓角的白发，与我紧挨着拍照。我心里有点感动。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致公党人的优良品德，而这真是我们党派的一大财富，真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学习的。
民主党派身份让我显得有点特别。到北京工作的那一年，我考上了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民主党派成员在中共最高学府上学，并不多见，说起来是有些趣味的。在国家民委，我听说民主党派成员有两名，我是其中之一。同事调侃说，民主党派以前有个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你是不是可以继承他的“衣钵”啊？这些都让我不禁想起“十六字”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前不久，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建州60周年大庆，我作为工作人员随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前去祝贺。回京后，才得知一名温州的致公党员作为客商代表也参加了州庆。祖国边疆地区的一个州庆，两名温州的致公党员前去祝贺，如果能在当时当地聚上一聚，该是怎样的美好回忆啊。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须是有心人。曾听很多人讲，民主党派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党员间的紧密关系。我想，这种兄弟姐妹般的关系是应该紧密一些，再紧密一些。
到了北京，我好像也可以学那些文人一样酸溜溜地说“他乡遇故知”、“月是故乡明”、“低头思故乡”之类的话了。但其实，如今已经地球村了，哪还有什么故乡、他乡之别。早上乘飞机从温州到北京，中午便可以一起吃饭了。离开温州前，我说要到北京扎好营，当好温州致公的“驻京办主任”。这话，我一定说到做到。要是能促成温州致公和西城致公联谊，那就更好了。我会为此努力。
就此收笔。絮絮叨叨，不知所云。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