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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迁住上海后，我遇到了原女师同学马儒，她在上海的小学任教。她的性情温和，却又喜交谈，当星期六或星期日，常约我去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我们带着垫单在公园内绿树荫下草坪上席地而生，并带着毛线生活，边织边谈，交流状况。她告诉我，她参加了南京东路上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活动女红组，动员我也参加。我乐于参加集体活动，便和她去报名，参加了歌咏组。组里发了几张歌曲，如“渔光曲”、“教我如何不想他”、“九·一八小调 ”等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歌纸。在歌咏组内结识了冯华钗，是福建人，在一家洋行里当速记。为人热心豪爽。她向我介绍俱乐部的负责人是启秀女中的校长茅丽瑛，日常主持工作的是电影界的吴湄和另一位。歌咏组每周活动两次，我唱的高声部，华钗是女中音。同时她又介绍我去八仙桥青年会合唱团，在那里结识了近10位同好者。其中一位陈鹿男士，是银行工作者，当他得知了在南京东路有一家英国人主办的民主电台，可以义务性地接受中国人对外广播，经去联系，台方同意，我们高兴极了，我们包下这项节目，立即组织对外播唱抗日、爱国的歌曲。我们这10人中，有男、女高音，男、女中音，还有男低音，我们以各种形式独唱、对唱、二重唱、轮唱、合唱，在播音室话筒前，播唱抗日救亡进步歌曲。我常常担任女高音独唱，唱着“长城谣”、“九·一八小调”、“铁蹄下的歌女”、“黄水谣”等歌曲。由于我家也深受其害，妹聪武牺牲于日寇的枪口下，歌时难以控制愤怒之感情，常常是一曲未了，泪流满面。这档节目是有效果的。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告知我，她在美国时曾听到“民主电台”，这档节目的播放，对在外华人的影响颇大。
我深为怀念的冯华钗，她并未见到抗战胜利。活动的后期，她突然失踪了，约隔了三个月后，她妹妹来电话，说华钗已病逝。她因游泳过度，得了有传染性的肺病，已盖棺，停在火葬场大堂。我们几人赶去，只能对着她的照片痛哭一场。她走了，她爱国、爱群、乐于助人。是她将我领向了社会，我感激她。我还不禁想起她的工作水平。有一次我去参观她工作的洋行，恰有洋商联系工作，我静坐于一旁观望。老板和来宾都是洋人，两人商谈讲得很快，并打手势，阿钗在旁低着头用笔、纸在画符号，客人谈好了、走了，阿钗整理记录，不一会，一篇文字的材料写出来了，送交负责人，这项工作如此迅速完成，真是神乎其神，使我看呆了。
接着俱乐部文艺组的方毓清主动地来作自我介绍，并约我参加文艺组，我原来也比较喜欢看小说书、文艺书，于是又加入了文艺组。方毓清是上海人，工作在东方电信局，她的性格内向、涵蓄。后来还觉得她非常机智。当她来过我家后，便向我提出要求，将正在筹备出版“妇女界”期刊的编辑工作移到我家中做，因为她觉得我家安静，我的卧室又大。阿清很机智、有礼貌，每当来时都带些水果、巧克力或鲜花，遇到祖母、母亲时很有礼貌地问好，因此祖母、母亲从不干涉我们的聚会。所编“妇女界”期刊内容不直接涉及政治，有文艺小品，更多的是有关妇女工作及日常生活方面内容，文字通俗易懂，主要是为鼓励女性要加强自爱、自重、自立、自强的信心，本子不大，20页左右，出版后，深为俱乐部成员所喜，出过两期，但好景不长，在茅丽瑛校长被害后停刊了。
约在1940年9月一天上午9时许，我走向俱乐部时，远远地便见到俱乐部前围着好多巡捕，拦着四周围观的路人，原来是俱乐部的主要负责人启秀女中校长、地下共产党员茅丽瑛同志被特务暗杀了。残酷的现实又一次使我受到血的教育，尊敬的校长在光天化日的俱乐部门前牺牲了，何方特务竟如此猖狂嚣张，俱乐部停办了，姐妹们都分散了，我又失去了得之不易的革命实践的机会。阿清也消失不见了，我早就感到她或许是地下党员，从而也担心她的安危。阿钗又病逝了，而和她们在一起活动的情景，将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青年人在敌人的铁蹄下，渴求自由、苦苦挣扎的一幕幕难忘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