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温州医学院的老同事黄庆华老师来访，与我谈起不久前中央统战部与他联系，要在温州筹建一个叫做致公党的党派地方组织，要求有海外关系、有高学历的人员参加。他动员我一起参加。当时虽然“两个凡是”已经谢幕，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曙光，但历经轮番不断的政治运动，目睹了诸多“臭老九”的苦难人生，我对“民主”二字不免心有余悸。我犹豫踌躇，不敢答应，推说自己年过半百并已退休，不宜再参加党派组织。可黄老师谆谆善导，说入党不受年龄限制，说人应该发挥余热……他的真诚感动了我，我终于申请成为温州致公党小组的成员。那一年，是一九八六年。

　　当时组织内只有十来位党员，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专职编制人员，当然也没有工作规划或流程，只有黄老师为筹建事宜奔忙不休。一次他与符大耀同志一起来与我商量，要租用我家的二楼作为办公室，我同意了。我家这座三层楼房，坐落在温州市大高桥104号，总面积约80平米。一楼隔成前后两小间，前间十来平方米为店面，后间为灶房，有后门可通小弄堂，循着靠灶房后墙的楼梯可上二楼与三楼。三楼是卧室。出租给党派的二楼约25平方米，呈长方形，南向排窗面临大高桥路，西北面均为小弄堂，房间简朴，除了地面是石英打磨的，其他地方无特别装修。室内仅有一张办公桌、几张木头凳子。黄、符二人常来此商讨工作，也时常召集当时的十余名成员开会。每次开会大家都很积极，房间里十来张凳子坐满了人，虽然没有茶水点心招待，但很少有人缺席。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踊跃发言，热情地出谋划策，筹备办学、咨询等事项。

　　不久，致公党在温州的感召力增大了，好几位高层人士如温州医学院院长王务迪教授、三医庄华庭主任等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因为怕灶房里炊具等杂物的堆放引起来开会的党员反感，我们还特意在灶房与楼梯之间挂上了一大张布幕，遮挡了灶房，隔出了约一米宽的上楼通道。有一次我掀开布幕从灶房出来，正好碰上由后门进来的王务迪老师，他笑着对我说：“你好厉害啊，竟在幕后暗箱操纵呢。”多少年过去了，物换星移，大高桥那幢房子早已不存在了，但王老师那句幽默风趣的话偶尔还会在耳畔响起，眼前出现那条有趣的“布幕小道”，还有二楼那间简易的致公党办公室的熟悉场景。

　　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件事。当时黄庆华老师邀请王务迪老师入党，不久黄老师就在开会时谦虚热情地反复表示要把自己的主委位置让给王老师，而王老师也一再推辞。最后由致公党省直工委批准任命王务迪为正主任委员，黄庆华为副主任委员，他们之间互相谦让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

　　大概一年后，陈定驹同志受派遣任办公室专职秘书，从此他每天坐班办公，温州致公党组织总算有了自己的法定机关，活动也更频繁了，开展了医疗服务、办学拥军、扶贫下乡考察等多种活动。再不久，温州市致公党小组升格为致公党支部。支部成立那天，我们租用了一个旅馆的大厅举行庆典活动。为了省钱，当时老党员金冠跃老师事先花了几个小时在二楼办公桌上写好大会的横幅与标语，全体成员面带喜气地赶去会场张罗，挂横幅、贴标语、洗茶杯、冲开水、搬桌椅、迎接各方来宾，忙得不亦乐乎。这种自发内心的对党的热爱之情使人终生难忘。

　　随着党的阵营的不断壮大，1988年，致公党办公室搬离了大高桥。温州市致公党组织也由小组到支部到成立市委会，成员也由最初的三人（黄庆华、符大耀、林赛英）增加到现在的两百多人。众多的年轻人与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加入我们的组织。多年来，历届主委、副主委与专职干部等精心策划，汇集凝聚了广大党员的能量，参政议政、助学、助残、扶贫、送医、敬老扶幼等各项社会活动风生水起，为建设和谐社会、富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衷心感谢那些为致公党事业做出贡献的前辈和优秀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