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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旅美华侨在纽约唐人街上举行筹款救国大会，劝募献金支援祖国抗战。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抗战地理：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大批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打破宗亲、地域的界限，走向联合，汇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他们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踊跃捐款、抵制日货。他们告别舒适温暖的家庭，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滇缅公路上有抢运物资的南侨机工在奔波，驼峰航线上有飞虎队的战士们飞越生死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客居海外依然义无反顾地担起国难的华侨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 

输财助战，是毛泽东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概括。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贡献巨大。 

据《华侨革命史》一书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元国币之巨。1942年，海外华侨购买国民政府向海内外发行的多种债券总数达11亿元国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等同于捐款。 

直到面前的日本军官终于不再瞪着他，拿起一枚类似官印的四方形印章，在他背心上盖了一个“检”字，林岳喜才稍微放下紧悬的心。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不知道路，那种恐怖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

那一年，林岳喜十七岁。如今已是九十高龄，面对南方周末记者，他仍清晰记得那灾难性的一天——1942年2月18日。日军刚刚占领新加坡，数十万华侨以审查之名被集中起来，一场有针对性的肃清活动随之展开，史称“大检证”。

“被集中后，日本士兵用长竹竿打人，呵斥纷乱的人群。每个人轮番上报自己的信息，包括姓名、职业、地址等，不汇报或是有被怀疑的人都会被带走。起初以为这些人只是被抓去做苦工，但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屠杀。”轮到林岳喜汇报时，他不敢说自己是学生，谎称自己是西药房的杂工，由此逃过一劫。“我爱人一家人去了6个，只回来4个，她爸爸和姑父都被拉到海边，被机枪扫射而死。”

“这是日军的报复行动，报复华侨支援抗战。”林岳喜说，被集中的没有马来人，没有印度人，只有中国人。自日军入侵中国，海外华侨纷纷支援抗战，其中以东南亚华侨数量最多。而在东南亚，以马来亚（地域包括后来建国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最为活跃。在这场大灾难中，日军屠杀了数万华侨，手段多样且残忍，包括枪杀、砍杀、活埋、溺亡等。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输财助战，贡献巨大。从地理层面来看，西南地区是中国抗日战场的大后方；但从另一层面来看，海外华侨也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应龙介绍，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是华侨成立的第一个抗战救亡组织。1931年“七七事变”后，由海外华侨成立的救亡组织渐兴，到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达到兴盛。1939年广州沦陷后，其力度进一步加大。

捐款

“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

“先生，买朵花吧！这是自由之花！这是解放之花！买了花，救国家！”

曾梅清是林岳喜的爱人，出生在新加坡，于1950年回国居住。1941年，还在上小学的曾梅清，不上课时，便会胸前挂一铁皮盒，加入到卖花募捐的队伍中。花是红色的纸花，由各个华侨学校的师生手工制作，卖花挣来的钱悉数捐给国内，支援抗战。

12岁的曾梅清个头还小，卖花时会把花插进对方的口袋里。“绝大多数人都会捐款，从几分几角到几十块不等。当时每条街道上都有卖花人，买过花的人就会把花放在胸前，以供辨识，也是荣耀。”

华侨捐款的热情很高，形成“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的局面。在新加坡时，曾梅清家的斜对面便是侨领陈嘉庚的家。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就带头月捐2000元，并抢先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在南侨总会召开的首届大会上，陈慷慨激昂地说：“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是对祖国的大不忠！”（引自《陈嘉庚先生纪念册》）

南侨总会全称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任主席。它是继欧洲、美洲之后，华侨组建的又一跨国、跨地区的抗日救国总机关。《华侨与抗日战争》一书这样评价它的成立，“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三大华侨抗日救国组织网络，奠定了华侨抗日阵线的基本格局”。

在救亡组织的领导和侨领的表率下，捐款活动如火如荼。除了卖花捐和月捐，华侨以各种名义进行捐款，包括节日筹赈、劳军义捐、救急难民、航空救国捐等。

仰光女华侨叶秋莲变卖家产，得3万多元捐助政府抗战，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泰国曼谷监狱200多难侨发起狱中献金，节省500元捐给祖国。马来亚华侨郑潮炯义卖瓜子，走遍南洋，筹款18万元。在吃顿饭只需两角钱的年代，郑不留一分将筹款悉数捐出。

五邑华博馆副馆长黄志强将这种现象归因为华侨“爱祖爱乡”的情感。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刘进说，华侨捐款大多出于自愿。他在大量研究侨批过程中，发现几乎没有人对捐款有抱怨。据《华侨革命史》一书统计，抗战八年华侨捐款，总数达13亿元国币之巨。

输财助战，是毛泽东对海外华侨支援抗战形式的概括。其中，在“输财”上，华侨还通过侨汇、购买公债等方式支持祖国。“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陆续向海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航空救国券等多种债券，总额达三十多亿元。至1942年，海外华侨购债总数已达11亿元国币，占1/3强。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实际上等同于捐款。

张应龙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现在北美的众多侨社组织还能随时拿出当年购买的抗日救国公债，“数量之大，可谓数不胜数”。

1942年日治印荷时期颁发给华侨的“外国人居住登录宣誓证明书”。日军对每一个占领地的华侨进行有针对性的肃清，详细记录每一位华侨的姓名、年龄、职业、住所、在留年数等信息。 （夏婧雯供图/图） 

罢工

惩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

“循码头环行数圈，然后排成庞大的长形队伍，来往车辆几为之塞。侨校学生歌声远震，掌声雷鸣，深得来往观众同情。等到日轮离岸，侨胞始收队而归。”

记录在《华侨问题专号》上的这三句话，描述的是美国西雅图七百多位华侨阻止日轮“海安丸”号装运废铁回国的场景。

1939年2月，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旅美救总）发起“禁运军火运动”，抵制美国公司把可以改制成杀人武器的废铁和军需品出售给日本。此后，美国华侨阻运废铁赴日的斗争在美此起彼伏。最终，美国宣布禁止军火物资赴日。

张应龙教授总结，受客观环境影响，美国的华侨运动比较直接，东南亚地区则比较隐蔽。美国的华侨救亡组织多把“抗日”二字放在组织名称里，而东南亚的团体则会以“筹赈难民”等名义出现。即使在东南亚内部，由于政治关系等因素，华侨运动的尺度和活跃程度也不一。

在泰国，由于政权亲日，华侨陈德钦感受到的抗日活动相对隐秘。1929年，陈德钦出生于广东省汕头一户贫苦家庭；10岁那年，他去泰国投奔父亲；1943年，参加泰国反日大同盟，组织工人罢工并破坏日军军工厂。

当时，日本国内物资缺乏，加上运输线受同盟国潜艇袭击，日本在被占领国开办了如电机厂、皮革厂、缝衣厂、食品厂等军用工厂，以满足战争需求。陈德钦知道破坏军工厂的风险，但他也懂得抗日报国的道理。

据陈德钦回忆，日本军工厂的中国工人想了不少办法搞破坏。有个码头工人在运送子弹时，故意将肩上的一箱子弹抛入水中，结果被日军发现，最终被打死；给日军做皮鞋的华侨工人，会故意将盐缝入鞋底。盐遇水即溶，一来不留痕迹，二来可以腐蚀，从而缩短鞋的使用寿命。

1944年1月，泰国曼谷七家皮革厂数千工人罢工。名义上要求提高工资，实际是为中断其军需品供应。在这场罢工中，陈德钦是纠察队小队长，负责阻止破坏罢工的工人。罢工对工人来讲，意味着失去经济来源。当时为使罢工奏效，罢工指挥部决定给不上班者发放生活费。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想去工作。对付这类人，陈德钦所在的纠察队自有办法。

一般来讲，先由一位躲在暗处的皮革厂工人指认依旧上班的同事，然后守在电车站附近的纠察队便会上前阻拦。先是劝说，晓之以情、以理、以利；劝说不成，就动武。为避免暴露，惩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陈德钦给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甘蔗的好处，“能打人，还能伪装。万一日本的宪兵队或警察来，就装作在啃甘蔗。”黑眼镜也是纠察队的标配之一，这是因为纠察队不能明目张胆佩戴袖标，便用黑眼镜作为标识。

这场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在工会认为达到目的后，宣布撤回各路纠察队。1946年，陈德钦回国加入闽粤赣边纵队，参加解放战争。

服务生命线

最著名的要数南侨机工和飞虎队，这两支队伍，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回国参战者不在少数。据国民政府广东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归国参战参军的粤籍侨胞有4万余人。他们或直接参战，或参与救护队、机工团、记者团、歌剧团等形式多样、大小不一的回国服务团体。广东省华侨博物馆馆长王明惠介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南侨机工和飞虎队。“这两支队伍，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但都维系着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南侨机工全称为“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由三千多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构成。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沿海。广州失守后，滞留在香港的两万多吨军火，必须从新建的滇缅公路运入，但这条公路穿江越谷，地势险要，唯有熟练驾驶员方能驾驭，国内奇缺此类人才。招募公告传至海外，南侨总会积极响应。自1939年2月至7月，先后有15批华侨回国服务。

现年90岁的张伟民是广东省唯一一位健在的南侨机工。他说，“那时我们对日本人的侵略都义愤填膺，大家都是冒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回国，回国前也没有想过后果。”

当时，武汉合唱团到马来亚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时年仅13岁的张伟民看完演出后，深受鼓舞，回家就激动地把刚学会的救国歌唱给家人听，并决心回国服务。

“没有国，哪有家？虽然远在南洋，但当时很多年轻人一心想着回国抗日。”为了能顺利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身材矮小的他将年龄报大了一岁。在训练班时，母亲特地给他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让他够得着方向盘。张伟民的女儿张晓秋说，在训练班的考试中，他展露出驾驶天赋，所

有科目都是一次性通过。

和张伟民一起投身卫国洪流的南侨机工，来自南洋各地，从事各种职业。马来亚女教师白雪娇决心报国参加南侨机工队伍。为瞒过父母和家庭，她特地化名施夏圭。在给父母的告别信中，她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我的力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滇缅公路上行车艰难，需过三关：翻车、瘴气和日军轰炸。在一千多公里的公路上，没有宿舍和休息站，机工们困了就睡在车上，病了就咬牙挺着，车半路抛锚或水箱没水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张伟民开着大卡车，从昆明运送物资前往下关。因为当时山谷里刮大风，黑灯瞎火的，他的车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一堆原木上，还把旁边蹲着吃饭的人撞飞了，所幸只受了轻伤。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三千南侨机工，约1/3死在滇缅公路上，1/3回到海外，1/3留在国内。在抢运战需物资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平均每日输入量达300吨以上，被誉为滇缅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和滇缅公路同样具有“输血”作用的，还有“驼峰航线”。在开通的三年多时间里，驼峰航线向中国输送了70万吨急需物资和3万多人，被誉为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

“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妻子陈香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一千多名在美国应征入伍的华侨青年，被编入美国第14空勤大队（即“飞虎队”），来到中国战场支援作战。他们大多祖籍是广东。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梅伟强说，在“飞虎队”中，绝大部分地勤人员都是华侨。

2007年，一队华侨从美国来到广东省五邑华博馆，当时由华博馆业务部副主任蔡晓敏陪同。这些历经风霜的老人，就是曾经往返于“死亡航线”上的飞虎队队员。参观中，她发现一位老人突然跪倒在地。起初，她以为是老人体力不支，正要上前帮忙，却看到令她难忘的一幕，那位老人神情庄重，跪地后，俯下身去，亲吻地砖，用台山话说，“我终于回来了”。

“从这一幕看得出华侨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几天后，蔡晓敏在华侨博物馆里又一次看到了这群老人，原来他们想在离开前再来参观一次。一位老人动情地说，“看一遍，不够；离开前，再看一遍。”

（本文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王剑,南方周末实习生 夏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