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乡愁呢?战争和动乱往往是最基础的诱因,就像解放之初,“浅浅的海峡”隔断了两岸亲情,催生出无数的思乡怀故情绪,余光中仅是一例。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战乱后会诞生大量的忧愁之作,原因盖出于此。如“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等等。这种因战无助、因乱思定的心绪与叙事,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格调与底色,同时也陪伴延伸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隐患意识,这应该也是中国式乡愁的原点和渗发点。
但乡愁明显具有多元性与多样性。《乡愁》中大愁透纸背的余光中,在《满月下》中却有另一番儿女情长的小愁绪:“在没有雀斑的满月下/一池的莲花睡着/蛙声嚷得暑意更浓/这是最悦耳的聒噪/坐池边的石凳,想起/这时你也该睡了/想起你的长睫正该缝起/缝起一串梦寐……”,因景思人,是一类;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儿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它方思乡,则是另一类。
史上的乡愁,很多是被迫无奈,没有多少自主选择权。
现在屡屡提及的“乡愁”,绝大多数是因进城或异地务工而起,城市的喧闹引发内心的孤独,一众人便开始怀乡。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情绪,也符合城市化进程中阶段性的二元对立:成千上万的人群主动进入城市,却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无法适应城市的交往方式;或者由于城市拥挤的空间、快节奏、高强度的竞争,使很多人开始重新怀念、向往乡村的慢生活、青山绿水以及更具烟火味的一切日常,怀念乡村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自然融合”、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点点滴滴。这是种新矛盾。很多人身体进入城市的同时,灵魂并没有同步跟进,身心一直徘徊于城乡之间,城与乡,成为了心灵拉锯的阵地。
心灵的战争温暖又痛苦,柔软而刚硬,因为我们是那么义无反顾地向往城市。
我的城市梦始于小学。从未进过城市的自己,却冥冥之中一直坚信将来一定能成为城里人。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想法,没有前因,却在若干年后真实地产生了后果。城市真实感产生于小学五年级。学校组织野营拉练,全班步行十公里至鄞江,坐小汽轮看着一路的田野风景,心脏如小汽轮的马达,突突突狂跳着到了濠河头。宁波,有生以来第一次呈现在面前。
那时的宁波城区老旧,几无像样的高楼,但已经有柏油马路,平整顺直,也不会像乡下那样汽车经过会卷起漫天扬尘;街道两边,排列着低矮的民房,破旧,但还算整洁;有斑马线,路上的行人不同于农民,有着一种城里人的白净与市民特有气质,这是我对城市的第一印象。
在原来的大沙泥街小学席地而卧一夜后,晨曦初露,我开始打开五官感受这座城市的气息:黄包车的嘎咕声、自行车的铃声、收纳马桶的摇铃声此起彼伏;烤烧饼、炸油条的香味及浓重的煤饼炉子散发的带硫磺味的气味、汽车驶过,卷起的燃烧不完全的汽油味,一并进入鼻腔,构成了当时极度深刻且至今仍能还原的城市味道与记忆。
短暂的宁波野营之旅勾起了我对城市的无限憧憬。再去宁波,已是6年后去参加高考体检。那时觉得,宁波真远,城市真远。其时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激情无限,1982年9月,当我挑着行李去大学报到,在宁波老火车站,第一次站在冒着白烟的绿皮火车前,才感到自己离城市已经不远了。
这种不远,在当时的绝大多数人看来,真的好远,考学太难;拥有国家干部的身份,拥有住房和稳定的工作,拥有写字台与电风扇,拥有无忧的生活,从此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转变亦难。
三十多年后,我已是一个标准的城里人,多年的城市梦中该有还有很多没有想象过的都有了;三十多年来,有太多的城市拔地而起,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圈边际也不断沿着城乡分割线越扩越大,有条件进城或能够创造条件进城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城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家园。
而乡村却冷落了,尽管青山依旧,碧水长流,空气清新,四季如画。平常日子,你进入到很多农村,一排排的房屋前,通常都星散地住着老年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的人声鼎沸、热闹无比的场景早已消失。热闹也会有的,那是在春节、清明或者其他的节假日,农村里会车水马龙,甚至于无处停车、交通管制,但很快人去楼空,农村又重新归于宁静。
这些节假日的城市,倒是会上演一出出空城奇观,人们借助各种交通工具,携家带口,三五成群,千方百计地奔向家乡走进农村,空了城,也空了芯。于是众人开始感叹故土难离、乡愁难忘。但很少会有人意识到这种候鸟式的回乡,对于乡愁的留存与传承,并无实质性意义,反而潜伏着这样的危机和忧虑:一是候鸟式返乡在父辈谢世后,是否还会保持下去;二是当我辈离世后,下一代是否还会这样寻宗觅祖,将乡愁渐渐淡忘;三是缺乏返乡动机(父母不在家就不在)后,多少程度会把这种乡愁进一步凝结成一种精神力量,在城市的时空里演变成一种传统的价值取向,并代代传承。
乡愁是中国传统文脉与乡土文化沉淀的产物,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更不应该成为城市人的精神避难所。她应该在城乡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共融共生,焕发新生命,不让人们的心灵迷失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从而找到合适的归途。(文:许伟杰 审核:邵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