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你博

图片
当前位置:首页 > 散文
身在异国倍思亲 中华医术传友情

  1986年至1989年期间,我受中国政府委派,赴西非马里共和国,担任锡加索医院援外专家。

  援 非 前 夕

  1967年12月,中马两国签订了有关我国定期向马里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浙江省受国家卫生部委托承担了援马里医疗队人员的选拔和派出工作。1986年在第一医院的推荐下,我有幸成为浙江省第10批、宁波首批援马里医疗队的成员。

  我自毕业就分配到宁波市第一医院,工作上比较踏实认真,入选援非名单,也是医院对我业务能力的肯定。除了过硬的业务素质,得益于平时喜爱长跑、篮球等体育活动,出征前虽年过五旬,但身体还是很硬朗。唯独放心不下的是家中年迈的岳母和两个还在读书的儿子,妻子美娜本身也是医生,平时工作就忙,我这一走便是两年,什么都顾不上,家里大小事务只由她一人独挑,不免心生愧疚。好在妻儿的支持打消了我的顾虑,医院上下对我的信任更是让我颇为感动。为了不辱使命,我提前一年就着手准备。我的专长是普外科和肝胆外科,为了应对当地复杂多变的治疗环境,白天进修骨科和泌尿外科的相关技术,晚上专门学习英语、法语和班巴拉语(当地语言),临行前又在省里统一安排下集训了一个多月,从技术、身体、心理各方面经历了考验。我想既然做了援非的决定,就努力做到最好,这不仅是源自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责任,更是身为致公党党员——致力为公的使命。

  启 程 赴 马

  1986年7月23日上午8时,由我们宁波医生组建的第10批援马里医疗队从南站出发,正式踏上前往非洲的征程。前来送行的除了家属,还有当时市政协、侨办、卫生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带着所有的祝福,我即将离开朝夕相处的妻儿,这一去是路途遥远的非洲,又是那么长的日子,望见彼此眼中的泪花,离别的心情难用笔墨表达……在杭州住了一晚,随后列车一路北上,穿越三市五省把我们从南方的酷暑带进了北方的初秋。25日下午1时抵达首都北京,住在浙江省驻京办事处招待所,休整三天再启程。

  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得知我要从北京出发前往马里援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并在华侨饭店设宴为我饯行。领导同志谈到此次远赴马里,称赞我很了不起,也非常不容易,这是致公党的光荣,同时又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并预祝我胜利归来。作为普通党员,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让我内心倍受鼓舞。

  7月29日20时,告别了前来送行的马里文化参赞和中国卫生部官员后,我们一行乘坐波音747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凌晨1时50分在阿联酋沙迦机场中转,并于7时30分左右飞抵法国戴高乐机场。在巴黎停留了一天一夜,8月1日又经7个小时飞行,抵达最终目的地——马里首都巴马科。宁波医疗队包括领队、翻译在内8人和嘉兴医疗队21人在机场受到大使馆官员的欢迎,同时还碰到了即将回国的前批援非医疗队的医生。巴马科国际机场很小,机场周边也很荒凉。刚下飞机就是一股又热、又臭、又腥的气味袭来,而喝的白开水发黄。马里是热带草原气候,昼夜温差大,蚊子多如芝麻。在大使馆经参处睡一觉醒来,身上都是被蚊子咬得密密麻麻的红斑。疟疾在这里很普遍,而且都是“脑”型,一旦得病,非常危险,不过我们都带了预防药,每天四片,早上必服。这种疾病用宁波方言称之为“卖柴病”。

  马里总统、卫生部长和我国驻马里大使周海平,在巴马科一座小山顶接见我们全体医生,规格很高。总统府看上去不怎么豪华,一栋别墅,院落种了奇花异草。山下就是当时各国驻马使馆,中国的使领馆房子大,工作人员也多,硬件设施也比较优越,安保配备的是当地警察。当年马里全国人口总数八百万左右,首都占八分之一。而我将要工作的地方,是离巴马科500公里的锡加索地区医院。

  “sikaso”锡加索是马里西部的重镇,相当于我国的“省”。八月的锡加索正值雨季,展现的是非洲大陆另一番面貌。大地一片生机,草原郁郁葱葱,牛羊成群,到处是芒果树。从巴马科到锡加索的高速公路全长580公里,马里的司机开的几乎都是法产标致504。一路上车不多,人更是稀少,沿途老百姓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住的都是用硬泥块垒起来的土坯房。浙江医疗队中有一组是前往马尔格拉,我们组停了两小时又上了路,到锡加索医院已近晚上。医疗队总部是一幢大的别墅,年久失修,生活条件差,今后要生活在此。从宁波到锡加索这一路,历时两周,可我知道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异 国 思 乡

  身在异国他乡,生活上除了高温难以适应,饮食不太习惯外,主要还是思乡之苦。唐代诗人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大家最有体会的名句。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无时不刻缠绕在心间。每每在睡梦中总能见到妻子、孩子和家乡的亲人。在锡加索通信条件也十分落后,援外医生的信件一个月才能统一收发一次。于是每个月往中国驻马里使馆取信件,成了大家最为期待的事情。到中国使馆去取信函,需驱车往返1000多公里。真可谓:一月一封信,家书抵万金。组里有位医护人员,每每拿到来信,总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信先送到巴马科经参处。我们驱车500多公里去取,来回要两天,上午6点出发,下午一两点抵巴马科,第二天把所有家信带回医疗队。有时晚回来了,大家为等信都没有心思睡觉。还有一次,我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医疗队,只见他们有的坐在床上,毫无睡意;有的干脆站在宿舍门口眺望。

  每逢中秋佳节,在祖国有五花八门的月饼,包装一年比一年精致,馅料一年比一年甜美,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皎月下,品味幸福与温馨。而在这里,只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想念故乡的妻儿,思念相距千山万水的祖国。医疗队里没人会做月饼,只会做大饼,但也算庆祝了一番。当大家品尝着大饼的时候,没有远离家乡的人是很难体会,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那五味杂陈的心情。两年的分离虽不长 ,但也不算短 ,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要过两次。每当我遥望西非草原上的一轮明月,想象着两年后的合家团聚,期盼之中,寄去了我深深的思念……

  有一次,我因劳累患病,发热高达40度,因为这里的高热多是一种脑型疟疾,所以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医疗队很关心我,经过治疗,高热终于退下去,我又上了手术台为病人做手术。 可两月后,我又生病了 ,这次我更担心了,真怕熬不过去。我只求老天爷将家书及时送到我面前,让我心情快乐起来。真是心想事成,10月2日那天,妻子在来信中告知勇儿考上中国名校复旦大学,就读英语专业,并参加校方新生军训。他的各方面成长都使父母亲非常满意,这对正在异国援非的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心里有说不尽的兴奋。还在发烧的我,一下子病就好了不少。这一次发热持续了一周才病愈,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除队里领导关心,同事们照顾外,周海平大使得知我病了后,托队员捎来慰问品,使我十分感动。自我生病以后,全队又有4位医生都先后或轻或重得过病,在宁波的家人都以书信遥祝平安、健康,期盼早日回家团聚。

  那年10月1日,受中国驻马里使馆周大使邀请,我出席了来马里后的第一次国庆招待酒会。在使领馆参加祖国的“生日”晚宴,既是荣誉,更是寄托想思之情的最好平台。

  奉 献 医 术

  马里位于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南缘,属于热带气候。这里干旱缺水,而且多蚊蝇,一年四季中45°c以上的高温天气屡见不鲜。当地百姓生活用水,一般是靠人工打的深100多米的井水。抽上来的水发蓝,或发黄,经过漂白后才能使用。我们喝的用的也都是这地下井水。平时风沙大,又热又干燥。马里的旱季从11月持续到次年2月。从撒哈拉吹来的沙尘暴,竟然能使天空变得灰黄。由于气候、环境及卫生状况恶劣,导致群众发病率非常高,治愈期也特别长。

  这里的医疗条件十分差,缺医少药,血库血量时常为零,更没有供血设备。各种疾病无时不刻在缠绕、折磨着当地百姓。马里人很淳朴,尤其对医生十分尊敬,从来没有医闹等事发生。因此当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敬畏和感激之情。

  面对恶劣环境和各种疾病,对援非医护人员来说,既是生活意志的考验,更是医德、医术的考验,例如我原来是普外科医生,到了那边却要变成骨料、泌尿外科、内科等全能医生。在两年内,医护人员通过努力,治愈普通病例与疑难杂症共两千例。有的病例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一直难以忘记。

  例如,有位小伙子接受当地一位曾留学德国的刚波医生的手术,取出原来安于大腿部的一根骨针,但由于方法上欠妥,不但未能取出,还引起患者大量出血,平时比较傲气的刚波医生面对生命垂危、奄奄一息的患者,竟束手无策。当时,我想起了国内的临床案例及出国前在二院进修过骨科时学得的知识,固定钢针后,用一种钩子和锤子敲打,取出了在体内一年多的钢针,而且前后只花了10分钟。刚波医生彻底服气了,后来我们成了业务上互相帮助的好友,他还请我家里吃饭。在这件事上,我也深深体会到,在国外工作要有真功夫,真才实学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1987年 3月31日上午,在锡加索医院的手术台上,我和妇科医生一起搬掉一患者腹部的一座“小山”。患者是位妇女,巨大的腹部肿块在国内都属罕见。打开腹腔,见到重达八公斤的肿瘤时,大家无不面面相觑。在为她做手术的过程中还遇到停电,于是就用手电筒照明继续手术。当时手术室温度高达50度,所有医务人员都大汗淋漓,像一只只落汤鸡。手术非常成功,给当地医生和从法国来观摩的西方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竖起大拇指盛赞中国医生技术高超。我们知道,打赢这样的“硬仗”,既体现了中国医生的医疗水平,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当地有位患脑瘤的小孩,脑瘤生的位置属异常危险部位。医生们商量手术方案时,意见分歧很大,有位外国医生甚至提出不适宜做手术的想法。我与其他同事经过全面分析,周密设计方案,决心顶着压力为小孩做脑瘤切除手术。经过多方努力,我主刀,手术终获成功,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始终在旁观摩手术的德国医生,也是啧啧称赞。

  在马里期间,我还完成了锡加索医院建院以来首例肝癌切除手术。患者需要切除左叶肝脏,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手术过程中极易造成大出血,而在当地血源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实施手术,风险不言而喻。通过缜密的安排,我用外科肠钳稍作改动,以代替肝钳,把整个肝脏固定住,减缓血液的流速,为缝合血管争取时间。用平衡液代替血浆,以防不测。最终手术获得圆满成功,消息分别在当地主要媒体《前进报》和远在万里的家乡的《宁波日报》上做了报道,同时,我也获得了来自大使馆、卫生部、省卫生厅的表扬。

  赋 诗 追 忆

  异国援医的往事过去近30年了,当初国家卫生部颁发给我的荣誉奖状,至今还和我在马里锡加索所写的日记一起好好保存着。每当我凝视奖状,内心依然有强烈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尤其是当我触摸到已经泛黄的日记本时,仿佛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异国他乡的情景又一幕幕呈现在眼前,让我激动、兴奋,甚至喃喃自语。

  我那握手术刀的手,曾提笔写过一首小诗:

  锡加索,你与我虽相隔万里,

  但我曾拂过你的风,浴过你的雨。

  锡加索,你的土地虽然贫瘠,

  但也曾洒下我辛勤的汗滴。

  愿你驱散阴霾,消除病魔,

  愿你春风荡漾,鸟语花香。

  让你变得格外美丽,

  两地的友谊永远相连。

 

  黄文炯:宁波市第一医院退休,曾任致公党宁波市委会副主委、浙江省人大第六届代表、宁波市人大第七、八、九届代表

本网站由TRS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中国致公党版权所有京ICP备100128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