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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时隔二十年有余，但我对当初参与援建苏丹恩图曼友谊医院的经历仍记忆犹新。那是一段充满汗水和艰辛的回忆，也是一段洋溢着激情和喜悦的回忆。
1990年初，我刚担任宁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涉外建筑部门经理不久，公司接到要参与苏丹共和国恩图曼友谊医院海外援建项目投标的任务。这项任务正好契合了当时市政府要把宁波的建筑业推出国门的产业发展思路，因此市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还专门成立了由时任副市长陈哲良亲任组长的海外援建领导小组。我作为公司涉外建筑部门的负责人，很多具体工作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接下来，我组织开展并参与了投标前期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为弥补公司涉外建筑人才不足，特意从北京聘请了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工程师；面向全市招标合作单位，宁波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中标成为项目的实施单位；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对外援建专题培训班；最后，组建了编标小组，编标小组整整“闭关”一个月进行标书的编写。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宁波方最终顺利中标，拿下了援建苏丹恩图曼医院项目。市领导认为我在建筑企业管理方面有经验而且在前期工作中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便任命我为该项目的专家组组长。
此后，我还赴北京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和苏丹政府就援建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谈判。双方谈判确定该项目的工期为26个月。我知道这是一项不轻的任务，因为即将要建设的恩图曼医院在当时是苏丹规模最大、医疗设备最齐全的综合性医院，该医院是由门诊院、医技楼等十四幢建筑组成的，总建筑面积达11354平方米。即便如此，由于考虑到其它方方面面的因素，宁波市政府要求援建小组提前4个月完成此项任务。我还被要求签下“军令状”，并交了五千元的保证金。当时，我深感任务艰巨，压力巨大，但心里没有动摇远赴苏丹干番事业的决心。
1993年2月，我从胃出血的病痛中支撑起虚弱的身体，按原定计划提前踏上了飞往苏丹的航班。1993年6月16日，由81人组成的建设队伍开赴苏丹，恩图曼友谊医院建设项目正式动工。
初到苏丹，那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美好的印象。苏丹是非洲面积第3大国，位于非洲东北部，气候炎热。援建队伍到达苏丹首都喀土穆时，气温就高达45℃。大家新奇地打量完这块异国的土地后，都感失望，因为我们一眼望去，眼里除了些稀稀拉拉的低矮平房，剩下的就只有尘土飞扬的黄土地了。
我和工人们也很快感受到了地域差异带来的生活上的诸多不便。苏丹没有大米，蔬菜也很少，由于是伊斯兰国家，也没有猪肉供应。苏丹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物资严重匮乏。当地除了有黄沙供应之外，其他主要建设物资都得从宁波运过去，包括推土机、发电机、塔吊等。这些都给工程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但在我的带领下，建筑队充分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家自己动脑，自己动手，克服了重重困难。平时，工人们住着临时房，冒着酷暑，热火朝天地奋战在建筑工地上。一有闲暇，大家养猪种菜，以缓解生活困难。
我对建筑队的管理比较严格，为保证工程进度能按计划进行，我想了好多办法，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我在建筑队实行了“一碗水”制度，就是按照每个工种的工作量确定工期，按工期确定应当支付的工资总额。工资总额，这碗水的数量是固定的，与实际工期脱钩。同时，我还在建筑队形成了这么个规矩，就是月工作量要旬完成，若上旬完不成中旬补，中旬完不成下旬必须得完成。实践证明，这些法子很有成效，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短短一年，恩图曼友谊医院的主体工程就已基本完工。后来，这些工作经验得到国家外贸部的高度肯定。
工程进度很重要，但我并未以此放松对建筑工程质量的把控，因为我深知这个项目的工程质量不仅关系着宁波建筑队伍的海外声誉，也关系着祖国的国际形象。为此，我对建筑原材料的质量要求严格，有时甚至是不惜成本。
有次，建筑队在喀土穆采购了一批砖块。由于当地生产的砖都是手工制的，质量不过关。我得知后，马上要求工人们停止使用。为了防止今后误用，还要求工人们把不合格的砖敲碎，用来填路。
建筑队长年施工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再加上当地文化娱乐活动又比较少，工人们难免会有思乡的情绪。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平时更加关心工人们的业余生活。我从建筑队调出车辆，以方便工人们往返中国大使馆。在大使馆里，他们可以收寄家书，也可以给家里打国际长途电话。遇到工人有过生日的，我会嘱咐厨房加菜，并安排上蛋糕和酒，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给工人过个像模像样的生日。我还要求从宁波运送来录像机和大批录像带，平时给工人们娱乐。录像带看完了，工人们还常和大使馆的军参处互换录像带来看。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建筑队还会举行招待会，除了让工人们参加外，还会邀请苏丹方工地代表及军方代表。这一举措不仅温暖了工人们的心，还使建筑队与当地人民建立起良好的友谊。
在苏丹的援建过程中，有一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发生在1994年1月14日，那天钱其琛外长视察了恩图曼友谊医院的建筑工地。他在苏丹外交部长、卫生部长的陪同下先到了接待室，我有幸能对着建筑模型为钱外长作介绍，钱外长饶有兴趣地看这看那，问这问那，还问这是哪里个公司承建的，我一一作了回答。钱外长还和大家进行合影留念。拍照前，钱夫人问：“大家都是宁波人吗？”并马上用宁波话讲：“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照片拍了好几张，照毕大家热烈鼓掌。
接着，我又陪同钱外长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医院，钱外长看得仔细，问得仔细。当他走到中国专家的食堂，便问我：“工人们有没有蔬菜吃？”我说：“我们自己种菜，也自己养猪。”钱外长说：“你们自力更生，很好。”钱外长还问工期要多长，我回答：“原定26个月，但预计1995年初可提前完工。”……
当时，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苏丹工人看到中国代表团，高呼：中国，友好！也有人跳起了非洲舞，表示欢迎，场面热烈，令人难忘。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建筑队到苏丹的18个月后，援建工程竣工。该项目被中国苏丹两国组成的验收组一致评为优良工程，这一情况被苏丹的新闻媒体多次报道，以致专家组的人上街去老百姓都认得了。苏丹人称中国是他们第一号朋友。中国的专家、工人们成了两国友谊的使者。
回国后，宁波市政府举办了隆重的庆功大会，我记得当时市“四套班子”的领导都出席了，我还在大会上做了专题报告。1995年，因我在中国援建苏丹项目中贡献突出，被中国驻苏丹使馆经管处、宁波市人民政府予以通报表扬。后该项目又被国家外经贸部评为优良工程。
援建苏丹恩图曼友谊医院的成功，开启了宁波承接国家对外援助项目的先河。此后，宁波人在非洲、大洋州都承接到了国家援外工程。
邱登清：中国宁波国际合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致公党宁波市第一、二届市委会副主委，第三届市委会顾问、宁波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第九届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第十、十一届政协常委
